在经济学发展早期阶段，“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和“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经常作为同一个概念混用。随着经济社会日益复杂与国民经济管理实践加深，尤其是上个世纪70年代，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一度成为经济学界激烈争论的焦点，经济发展才由经济增长概念逐步扩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概念与政策目标。此后，变资源消费、规模扩张、环境破坏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为资源节约型、内涵扩张型、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经济发展道路”，逐步成为全球各界共识。

简而言之，增长与发展的关系，类同于量变与质变、量级与能级的关系。一般而言，只有量变到一定程度才能有质变，而一旦有了质变才能将量级上升为能级。这其中，没有速度就没有规模，没有数量就很难有进一步的质量，没有质量就没有能量。在经济学语境中，经济增长未必就能带来经济发展，但没有经济增长肯定不会有经济发展；与此同时，经济发展往往呈现马太效应，即发展得快的地区和领域，反而发展得更快，发展得慢的地区和领域，反而发展得更慢。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产生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著名论断，那就是“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论断充分代表了多年来庙堂之上政治智慧与执政能力。所谓“发展才是硬道理”，就是要通过发展来转移矛盾、化解冲突、解决问题。尽管在不同时代形成了不同的发展理念、发展思想，但对于一个地区、城市等方面的具体化要求，表现为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再具体化则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时值今日，我们要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增长亦是硬任务”。没有足够的、充分的国民财富增加，就难以支撑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政治语境中，很多时候讲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发展目标；在商业语境中，很多时候讲想法、打法、目标；在其它语境中，很多时候讲出发点、着力点、落脚点。如果说“增长”更像个目标的概念，那么“发展”既是想法、导向或出发点，也是目标、结果、落脚点，更是打法、过程和着力点。

用“发展导向”更好地理解“发展的出发点”。很多现实主义者认为问题导向最重要，很多现实的理想主义者认为发展导向更重要。但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个四十年的实践证明，只有系统性地发展谋划、发展运作与发展行动，而非搭上系统性增长的便车、或者一个个解决剪不断理还乱的实际问题，才能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发展，或引领发展。发展导向就是抓住最新机会、把握最新趋势、掌握最新方式、瞄准最新方向、激发最新动力，解决最新问题、破解新旧矛盾、完成时代任务。

用“发展结构”更好地理解“发展的落脚点”。只有产生结构性变化的增长才能称之为发展；同样，经济发展还需体现出经济内在结构的重构和演进。在农业社会，通过物质资源要素投入、劳动力要素投入就能创造出更多物质财富，土地资源开发利用加上人口资源增长，就可以带来农业产量增加；在商业社会，农产品有了剩余之后，劳动力资源有了转移可能，货币资本随之产生并发挥作用；在工业社会，伴随机器大工业资本投入发挥了作用，工业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大；再后来，随着技术进步、创新能力提高，产业结构、专业领域逐步被拓展。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而言，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历经一定初级的工业化之后，由于没有产生新结构（产业结构、动力结构、技术构成、治理结构等）及新动能（新思想、新技术、新模式、新产业等），以往的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呈现出边际收益递减，进而产生缺口。从这个意义上，发展就是通过结构性谋划、结构性变革产生结构性重构，就是出发点、着力点、落脚点的高度统一。

一直以为“发展经济学”有些名不副实，更应该研究的是“经济发展学”。因为很多时候，发展经济学对发展谋划、发展运作、发展行动几乎没有多少解释力、判断力和指导性，只有研究经济发展学才具有应有的价值。如果说，发展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经济的学问，强调的是如何看待经济发展、如何发展经济，属于经济管理范畴。那么，经济发展学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领导艺术、方法与技术，突出的是如何通过发展经济实现经济发展，属于发展战略范畴。

具体来说，经济发展学的基本逻辑有三方面：一是有多大不足就有多大发展空间。也就是说，有多大的落后差距、贫穷困难、不均衡不协调，就有多大的发展空间；只要抓住机会、不走弯路、集中精力、激发活力，就不可能发展不起来。二是发展导向相比问题导向更重要。也就是说，并非“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地一个个解决问题、化解冲突与矛盾来寻求发展，而是通过系统性、结构性、全面性的发展来标本兼治地转移矛盾、化解冲突、解决问题。三是结构性矛盾就需要结构性变革。也就是说，通过对经济的智力条件、技术构成、组织方式、资源配置、制度结构五个方面进行结构性优化，提高生产效率效益，进而解决相应的经济社会问题。四是创业创新的行动力胜于理论模型的解释力。也就是说，能够创造历史的永远是创业者型的、企业家型的，单纯做研究分析和经验解释的不过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的跟班或“事后诸葛亮”；同时，相对于量化的预测，更需要有战略感方向感的预判。

尽管一直在鼓吹增长发展，但并非是过于乐观，而是因为有若干简而易懂、显而易见的事实摆在眼前。如我们还有很多地区很多人口的月均工资不到2000，各种现代化的发展阶段还比较初级，改革、开放、创新带来“破旧”的红利虽已经有了，但“立新”的红利还远远没有释放，后发的新兴大国长期投资、空间换时间的优势有增无减等等。

在经济发展与发展经济面前，视野、语境、行动最重要。视野决定洞见，视野越宽战略越窄，视野越远洞见越深；语境决定段位，语言即思维，想法决定做法，做法决定价值；行动决定成效，心动即行，边干边想边看，Do、Think、Test一体。

进入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城市发展最大的创新价值是在政策收紧、银根收紧、土地收紧、要素约束、环境约束、机制约束等条件下，如何将科技革命、产业变革与开放创新、民生福祉有机结合，将产业发展模式、城市发展模式与创新发展模式相结合，走出可持续高增长、集约型高质量的“双高”发展之路，以新经济发展模式及道路实现“双高”发展，将决定着改革开放后城市格局演变的新一轮洗礼。

结合时代际遇与区位特点，谋划城市发展的方位感。这种方位感，就是面临新一轮时代发展际遇的可能性、立足空间区位条件的可行性，抢国际的位、占国家的位、卡区域的位，谋划面向未来、面向发展的方向、方略、方法。不仅包含城市的定位与框架，还包括产业的定位与架构，不仅包含经济建设的顶层设计，还包括社会发展的顶层设计等。

结合城市类型与区域个性，运作城市发展的突破口。这种突破口，就是结合科教型城市、制造型城市、资源型城市、商贸型城市、农业型城市、枢纽型城市等城市类型，以及特定商业文化、创新能力以及发展氛围，立足区域个性拉长自身长板，建立独树一帜的新经济地理标志。核心是在全球产业版图、创新地图上，具有更加突出的个性与地标，探索出新的爆发点与全新的增长方式。

结合发展阶段与发展要求，打好城市发展的组合拳。这种组合拳，以往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对于很多未经充分工业化发育、城市化发育的城市而言，仍然是需要的；但对于一些发达城市而言，需要加速发展模式的新一轮迭代，推动产业数字化、城市都市化、创新生态化、发展国际化、治理现代化等，在新发展理念下形成新的组合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