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头“灰犀牛”：新经济蓬勃发展，科技浪潮汹涌而来，天津新的支柱产业从何而来。大约从2014年前后开始，国内兴起对新经济的探索，目前可以确定的是新经济必然在未来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的主力军。在改革开放之后天津市充分享受了引进外资带来的制度性红利，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其作为国内最早建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之一，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在招商引资方面位居全国领先。但是按照改革开放之初国家树立的“以市场换技术”原则，天津市引进的外资企业大多从事基础性生产加工，再加上天津自身从民国开始就形成的传统工业制造业特色，形成传统工业产业比重较高的发展格局。工业制造业，特别是传统制造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直到2015年才首次实现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超过第二产业。与此同时，传统工业产业规模偏大还带来了对环境的高污染压力，因此2017年以来在国内挂起的环保风暴对天津市产业发展形成的冲击格外显著，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面临的成本压力更加强大。但是新经济的发展不依赖于制造业产能规模的扩大，而是由研发和创新共同驱动，从现实来看，尽管早在“十一五”时期，天津市就提出了诸如自主创新，产业转型升级等举措，但是传统产业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缓解，新经济还不足以承担天津市支柱产业的责任。在2019年以及随后到来的“十四五”时期，传统工业产业向新经济转型之困是横亘在天津面前的第一轮风险。

第二头“灰犀牛”：国资企业艰难转型，外资企业发展停滞，民营企业如何成为天津经济发展新引擎。数量和规模庞大的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一直是天津增长动力源泉，在改革开放后近四十年中为天津贡献了大量税收和就业，然而从“十三五”时期开始，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低下，管理水平不高等问题更加突出，作为天津市市场主体重要组成部分的国有企业，普遍出现经营不善等难题。同时，受到国际竞争格局不断变化，国内企业不断崛起，运营成本逐步提升的影响，部分大型外资企业撤离天津，如2018年三星关闭了在天津的工厂，外资企业对天津市经济的贡献有所下降。相对应的是，天津市民营企业的发展尚未形成强大的支撑，据统计2017年天津市民营企业总数不到深圳市的十分之一、苏州市的八分之一；入选2018年全国民营500强企业的只有7家，其中排名最高的荣程钢铁仅位于第87位。2019年，面对企业发展旧力已去，新力未生的新形势，民营企业发展滞后成为横亘在天津面前的第二头“灰犀牛”。

第四头“灰犀牛”：地方政府机构改革逐步到位，理顺业务职能，提升服务效率任重道远。2018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天津市机构改革方案》，随后天津市政府主要职能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对行政管理组织结构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整，相关区县也先后制定颁布本区机构改革方案。可以预见2019年天津市相关政府部门的机构调整将全面落到实处。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组织机构重组是重塑政府公共治理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大变革，但是无论是委办局的调整，还是改变工业围城现状，开展大规模工业园区撤并，以及功能区管委会的市场化改革探索，均对会天津传统的公共管理结构和模式形成颠覆性的冲击。按照管理科学规律，组织机构的改变必然伴随着职能的重新确定和办事程序的重新设计，而这两点都不是通过一纸公文就能实现的，而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磨合和调整，才能形成各部门、各环节的良好匹配。从目前的情况看，天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尚仅完成机构调整的第一步，在新的体制机制下激发公务人员工作积极性，理顺新部门职责体系，提升公共服务效能是横亘在天津面前的第四头“灰犀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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