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创新文化的核心是企业家精神

如今大家所说的“春秋战国依然存在”，说的就是不同地域文化的烙印，对不同地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依然是深远的。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地域文化，进而影响人们赖以生存发展的意识形态、思想观念、行为模式、体制机制等。但在这里，所想表达的是，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创新文化或者文化逼格，但无论差异如何，其内核都是企业家精神；尽管不同地区企业家精神具有共性，但也遵循着不同的人文精神、商业伦理、创新逻辑与道德情操。

一般意义的企业家精神，有人说核心是创新精神，多年前我曾一度归结为“冒险、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天性和灵魂，敬业、执著是企业家精神的动力和本色，合作、诚信是企业家精神的精华和基石，奉献、学习是企业家精神的归宿与关键，卓越是企业家精神的升华”。如今让我再简单化去归纳的话，我认为创新精神，包含冒险精神以及首创精神、开创精神，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但排不到第一位，第一位应该是奉献精神，企业家是最能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群体。而中国的企业家还有额外的一条，那就是忍辱负重的精神，仅就民营企业家而言。

但为什么说，企业家精神还具有地域性？核心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不同地域的人文精神、商业伦理、创新逻辑与道德情操相互结合使然。譬如，注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地方，往往更世故、难以遵循现代的游戏规则；注重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地方，往往更实用主义、更容易发展科技。商业氛围浓的地方，遵循经世致用的商业伦理，创新资源、产业要素更多的流向创业、企业、商业、产业、实业；商业氛围弱的地方，要么遵循“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伦理，要么“等、靠、要”，要么“抱着金饭碗要饭”。有科教智力资源的地方，其创新方式往往是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商业研究、转移转化到产业化；科教智力资源薄弱但商业发达的地方，往往是从贸易、销售、代理进入生产制造再进入研发创新。以往是强调“科技创造财富”，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为导向；如今是讲究“科技向善”，突出科技发展与应用的道德情操。

新文化决定新科技进而决定新经济

过去我们都在讲，工商是活力、科技是高度、文化是厚度，任何地方只有将工商的活力、科技的高度、文化的厚度有机结合，才能在新的经济地理上占有一席之地。这其中，只有经济体量而没有科技含量的往往大而不强，只有经济体量而没有文化渊源的往往不可持续；只有科教资源而没有经济活力的往往死气沉沉，只有科教资源而没有文化渊源的往往价值迷失；只有文化沉淀而没有经济活力的往往是抱残守缺，只有文化沉淀而没有科学精神的往往走向虚无。在此条件下，新文化、新科技、新经济，环环相扣、密不可分。

如今，我们讲“新文化决定新科技进而决定新经济”，并不是陷入到以往的“文化决定论”，而是从新的文化基因孕育和延展，来看待科技创业创新与产业转移转化的关系，进而形成新经济的发展范式。这种“新文化”，一定是带有充分人文关怀、商业伦理、创新脉搏和道德情操的文化。这其中，“人文关怀”就是以人为本，从人的需要需求产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组织方式、技术构成、制度结构；“商业伦理”就是更加强调不同利益主体、市场主体、创新主体的专业化分工与市场化交易，更加实用主义、更加经世致用、更加义利并举地创造生产力和财富；“创新脉搏”就是反向资源配置的逆向创新、创业创新及产业化于一体的垂直创新；“道德情操”就是在科技创造财富的同时走向“科技向善”。

如今我们把改革开放前GDP前50名的城市，与改革开放四十年后GDP前50名的城市相比较，会有“触目惊心”的感觉。爆发成长与断崖式塌陷并存，节节攀升与节节败退并存，原地不动与独领风骚并存。尽管GDP不是经济、科技、人文衡量的标准，但从四十年的中远期变化来看，则是最佳体现。经济规模大了，如果科技创新能力薄弱，税收占比就低，如果财政科技投入低，那么新兴产业比重就低；科教智力资源再丰富，但思想文化观念陈旧、体制机制沉重，经济增速与体量基本上就上不去。

北上深杭的文化创新及其产业创新

我一直认为，一个城市或地区，如果能够在新经济地理上异军突起，在底蕴上需要自成一派的区域创新文化。但如今，更加觉得这种自成一派的区域创新文化，将为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业态创新等产业创新提供内在的思维范式与行动逻辑。

北京是不可谓没有产生新创新文化，但由于北方天然的文化局限，限制了产业创新的城市。北京新经济的发展亮点在于电子信息产业，最早得益于国家推行电子政务，从贸易代理、贸工技、技工贸到“改变世界”等等，高技术服务大于高技术制造。创业者、企业家们能够站在北京看全球看全国，求发展、求变革的思维范式以及互联网的行动逻辑较为显著。但由于“政府周边的企业”太多、骨子里的商业基因不深，尽管出现了很多独角兽企业，但“山多峰少”，没有出现像华为、阿里一样的“国家企业”。

上海是自以为产生了海派创新文化，但实际上算不上自成一派文化也能够错综发展的城市。上海长期以来是国企央企、外资外企、民营科技三分天下，凭借完整的产业体系、发达的资本市场与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衍生出高水平创业、新业态企业以及一定新兴产业，创业者、企业家们能够站在上海做全球做全国，尽管自认为形成了“海派文化”，但本质上是没有自成一派、缺乏根植出新的“哈文化”，几乎什么技术、产品、行业、产业都有，但很少有原创的、世界级的。

深圳是一个典型没有太多文化底蕴，却产生了新的创新文化进而支撑全域创新发展的城市。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到一个全球创新之都，得益于国际化移民型创新城市，从“三来一补”到向高新技术产业进军、从山寨产业集群试错到智能硬件创新之都，不仅形成了开放、包容、融合的创新文化，还形成了突出智能硬件的行动逻辑。伴随着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往虚拟空间上走与往智能硬件下落相结合，有望产生新的生产生活方式。

杭州是一个典型南北方文化融合，以商业文化驱动产生创新文化，并实现新经济崛起的城市。杭州在信息经济与互联网条件下，将平台经济与本地的小商品、制造业相结合，成为全球电子商务之都，并带动了其他新经济相关领域的发展，不仅以商业文化驱动产生新的创新文化，还体现出典型的“互联网+”行动逻辑。以往更多的是改变了消费方式，随着“新制造”与“新零售”、“新研发”、“新流通”等方面的结合，将进一步改变和产生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活方式。

让文化创新引领全域创新之城建设

如今，我们重新看待改革开放第一个四十年，凡是强调自己是文化大省、文化大市的，几乎在地区发展格局、城市发展格局上都是不好的。比如，黄河中下游的山东、河南、陕西等，以及相应的城市。反而是自江浙沪往东南沿海走的省份、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取得了重要突破。假设要真评估到底谁在真正传承传统文化，那一定是南方高于北方，长江中下游的要比黄河中下游的做得好。

为什么出现这些怪现象？是因为如其说“文化大省”，还不如说都是“文化包袱”。如果说东西差异是区域条件、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的差异，那么南北差异则是思想观念、组织方式、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差异。这些“文化大省”、“文化大市”之所以发展得每况愈下或马马虎虎，不仅在于没有看到正是传统的思想文化包袱限制了自己的手脚，还在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固守成规。

“文化创新”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一定是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产生适宜现代化或后工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组织方式、技术构成、制度结构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很多城市最缺的不是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而是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正是由于思想市场的贫困与贫乏，不仅使得“矛盾丛生”，还使得“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对于很多城市发展而言，只有观念领先、文化创新，才能加快全域创新之城建设。这就需要尊重创业者、企业家的奉献精神、首创精神、奋斗精神，在开放创新、协同发展中酝酿和产生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