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The MIT Media Lab，简称“媒体实验室”)成立于1980年，由MIT第十三任校长杰罗姆·韦斯纳（Jerome B. Wiesner）及MIT教授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共同创办，是一个集科技、媒体、艺术和设计于一体的跨学科研究室，旨在为人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媒体实验室主要致力于研发最新的科技发明与实现新技术的转化研究，例如kindle的电子油墨技术最初就是在该实验室诞生的，实验室也由此被喻为“黑科技的摇篮”。

媒体实验室隶属于MIT的建筑与设计学院，因此大楼由建筑师操刀设计。实验室整体由老楼与新楼联接而成，老实验楼由著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设计，钢筋混凝土结构；新实验楼由日本著名建筑师桢文彦设计，玻璃与钢铁框架结构。两者在视觉外观上一实一虚，相得益彰，在内部空间上融会贯通，和谐统一。

媒体实验室的诞生源自一个建议——为那些在各个院系格格不入、不受欢迎的科学家提供一个自由的研究环境。每个大学里总有一些教授的研究兴趣与大部分人不一致，他们难以找到合作伙伴，也难以通过申请课题拿到研究经费。于是尼葛洛庞帝教授和当时的校长韦斯纳将这群科学怪人聚集起来，成立媒体实验室，为科学家们创造自由研究的氛围。果然，“天才与疯子只有一线之隔”，正是这群不被人理解的科学家们，创造出了全世界最富有创新的实验室。

MIT媒体实验室是跨学科研究的成功典范，有着崇尚学术自由、注重学科整合、坚持开放合作、追求创新创意的独特文化风格，处处都充斥着创新因子。而实验室通过跨学科的方式，目的不在于为已知的问题发现新的解决方案，而在于提出新的问题，它所追求的不是技术改进，或是基础性研究，而是颠覆性技术创新，定义的是未来。

1.媒体实验室在诞生之初就奠定了跨学科的基因。媒体实验室的教授们拥有的不同学科背景，使得媒体实验室充满了学科交叉的创新基础。另外，媒体实验室创建的动因之一，就是尼葛洛庞帝教授洞察到计算机、广播与传播业这三者将融为一体，看到人类感官、知觉、互动科技整合形成的创新领域。这一创新领域跨越多个学科，奠定了跨学科的结构基础。“科学最令人兴奋的地方，就在于交叉领域。”各学科融合也成为了媒体实验室的常规模式。

2.媒体实验室的研究领域均属于跨学科的范畴。媒体实验室的研究范围主要为传媒技术、计算机、生物工程、纳米和人文科学。现已成立的研究小组包括分子计算机、量子计算机、纳米传感器、机器人、数字化行为、全息技术、模块化媒体、交互式电影、社会化媒体、数字化艺术、情感计算机、电子出版、认知科学与学习、手势与故事、有听觉的计算机、物理与媒体、未来的歌剧、软件代理、合成角色、可触摸媒体以及视觉和模型等。所有这些研究内容都属于新兴交叉学科的范畴，是具有前瞻性的创新研究。对于那些明确属于一个特定学科的研究项目，媒体实验室是不研究的，它所研究的项目均属于跨学科范畴。

甚至媒体实验室的研究领域不仅仅只是跨学科，更是反学科。前者是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之间在某一跨学科领域开展研究工作，比如心理学家和管理学家一起在管理心理学的领域内开展工作，而后者则是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在既有学科的空白之处创建一门全新的学科，或是避开现有学科的方法开创一个新方法、新理论，彻底颠覆专业人做专业事的传统认识。反科学研究也成为媒体实验室的一个突出特点。

3.媒体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和团队组建体现跨学科的要求。首先，在学术领军人才的选择上，媒体实验室会优先考虑多学科背景的杰出科学家，洞察不同学科间的联系，促进不同学科的交叉与融合；招收研究生时也要求申请者至少申请3个不同的研究小组，突出对知识视野广阔和跨学科研究能力的要求。同时，在团队组建上坚持“多样性优于能力”，将看似没有联系的学科背景人员在同一项目中汇集，目的就是促进不同专业背景、不同思维方式的研究人员之间激发出新的想法与创意。

虽然校企合作模式愈来愈频繁出现，但目前高校的科研经费仍以政府拨款为主，其主要原因在于高校与企业合作中存在着较多的利益冲突，在某些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但是媒体实验室却成为例外，其90%以上的研究经费来自于企业，成为高校与企业合作的一个成功典范。

1.时代文化背景使媒体实验室锁定企业为主要经费来源。媒体实验室成立的年代正是美国大学与企业合作日益频繁的时代，同时政治领域对学术研究经费资助的复杂性与经费支持的缩减趋势也让实验室转变对象。再加上媒体实验室本身视角的独特性、创新性和民主性难以获得学术界和政界的认可，以及MIT一直以来和企业合作的文化影响，媒体实验室在成立之初就锁定企业为主要的经费来源。

2.创建初期制定的利权约定赢得长久的赞助群体。为了维护学术自由并保证能获得源源不断的经费来源，媒体实验室在创建初期制定了与企业赞助者的利权约定：企业赞助者每年对媒体实验室提供一定的赞助经费，赞助期间可以分享媒体实验室所有的知识产权，无需支付专利费和版权费。同时这些研究对所有企业赞助者公开展示，绝对禁止出现企业里的保密协议现象。企业赞助者可以向研究人员咨询问题或提出建议，但不能要求研究人员为其从事具体的研究工作。这就意味着，媒体实验室的成员们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开展研究，研究主题无需征得管理者的同意，也不与企业资助经费直接相关。媒体实验室的这种以非排他性的知识产权共享来换取自身学术自由的利权约定，在今后的十几年里为自己赢得了一批固定的企业赞助群体。

3.逐渐形成清晰的研发合作模式供不同需求的赞助商选择。发展至今，媒体实验室目前形成了三种基本研发合作方式供不同的企业及政府部门选择，包括：咨询式合作，向中小型企业提供咨询，但不分享研究成果和知识产权的非正式合作模式，但非正式合作者在专利生效后二年内无法获得知识产权转让及专利；课题群合作，以单个课题群为基础，与所有合作商分享知识产权与研究成果的正式合作模式；公司级合作，不受单个课题群的限制，还允许派谴研发人员长驻媒体实验室的最高级合作模式。这种知识产权共享模式大大加快了创造性研究、高技术成果及知识产业化的进程。

4.独特的产学研模式促进双方共赢。众多的全球性企业、多国政府部门及相关研究院之所以积极参与及赞助媒体实验室的研发合作项目得益于其独特的产学研模式。企业赞助者无论何时都可以来到媒体实验室访问，参观正在进行中的研究工作，据不完全统计，每天有5-8个企业届、学术界和政府机构的访问小组去实验室参观。同时，媒体实验室每年都会举办各种学术研讨会等各类活动，向企业赞助者的代表全部开放。媒体实验室还推出研究生会员计划，只要企业赞助者每年为每位会员提供资金援助，研究生会员和顾问可进入企业帮助解决企业问题并实现技术对接。通过以上的活动形式，一方面，赞助者同媒体实验室的研发人员一起参与创新、探索性科技的研发工作，开阔了眼界，并了解了新的研究方向，得到了可靠的技术产品信息；另一方面，媒体实验室则从赞助者那里了解了市场的动态，迅速发现市场的需求和技术应用可达的前线，以便于更好地将基础研究与应用技术相结合，并得到了财力和物力的支持。这是一个典型的双赢模式。

无论是与众不同的跨学科研究，还是独特的合作模式，处处体现的都是媒体实验室的自由、开放与创新。正如媒体实验室新大楼的外观所表达的主旨——透明，媒体实验室融入了创始人韦斯纳和尼葛洛庞帝关于科学创新总是发生在学科边界的思想，实现了韦斯纳为不同学科背景的人创设一个共同研究氛围的愿望。因此，实验室里有一种奇异的透明度，是一个没有围墙、非常开放的空间。这也正是媒体实验室能成为世界上最具创新特色实验室的首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