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往条件下，我们一直受著名战略学家迈克尔·波特的影响讲“国际产业价值链”，但自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社会各界对生态链、供应链的关注、反思、思考越来越多；与此同时，过去我们从对世界的认识从世界是有梯度的、凸凹不平的，但后来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告诉大家“世界是平的”，再后来克莱·舍基告诉大家“世界是湿的”，尤其是在中美贸易摩擦以后，托马斯·弗里德曼再次告诉大家“世界是深的”。

从理论到实践来看，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生态链，以及世界是高低起伏的、“世界是平的”、“世界是湿的”、“世界是深的”，不仅仅体现了人们对国际经济发展与全球经济运行的不断深化，还从更深层上重新诠释了产业变革、价值再造、创新生态、经济分工、世界体系、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与结构变迁。

“产业价值链”理论，主要成型在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三部曲”——《竞争战略》、《竞争优势》、《国家竞争优势》。其中，《竞争战略》偏微观的企业竞争，他认为“每一个企业都是在设计、生产、销售、发送和辅助其产品的过程中进行种种活动的集合体。所有这些活动可以用一个价值链来表明”，并认为“这些活动可分为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两类”，最终指出“企业与企业的竞争，不只是某个环节的竞争，而是整个价值链的竞争，而整个价值链的综合竞争力决定企业的竞争力”。

《竞争优势》偏中观的产业竞争，他认为每个企业都处在产业链中的某一环节，一个企业要赢得和保持竞争优势不仅取决于其内部价值链，而且还取决于在一个更大的价值系统中，一个企业的价值链同其供应商、销售商以及顾客价值链之间的联接，而这种价值链关系需要在产业链中、在企业竞争中所进行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仅从价值的角度来分析研究，称之为“产业价值链”。

《国家竞争优势》偏宏观的国家与地区层面的竞争，他认为在产业链中、在企业竞争中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仅从价值的角度来分析研究，可以称之为产业价值链；而这种产业价值链以产业链为基础，从整体角度分析产业链中各环节的价值创造活动及其影响价值创造的核心因素。

整体而言，迈克尔·波特通过“竞争三部曲”微观、中观、宏观层面的研究分析，系统性地提出了“产业价值链”系列学说，并为国际社会广为接受。

但伴随全球经济从工业经济向创新经济方向发展、全球经济中心与经济重心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双重位移，“产业价值链”理论与实践的局限逐步显现。其根本原因在于“产业价值链”本质是工业经济条件下的链式思维，只要存在“链”就必然上下游产业、大中小企业、高中低环节、富强弱国家的分工与竞争；尤其是在产业模块化条件下，新兴市场的核心发展逻辑是承接国际产业梯度转移，逐步成为工贸结合的国家或地区。

于是，“生态链”、“生态圈”或者“产业价值网”理论逐步提出。这其中，“生态链（或生态圈）”从注重产业价值链中下游的关系，到注重产业价值网左中右、前中后的关系，从串联式的生产消费供应链到并联式的开放创新生态圈，从你死我活的竞争到共生共荣的竞合，从产业分解、产业融合的线性增长到产业融合、产业跨界的爆发成长。

从产业价值链到产业价值网，或者从价值链、产业链到生态链，就是从竞争到竞合。在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产业与产业、企业与企业从竞争到竞合的过程中，其深入程度主要体现在全球供应链或产业供应链上。“供应链”本质是从生产到流通，要么是一个企业、产业的产品或服务提供给最终用户的经营活动，要么涉及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资源、商品、产能、技术、资本、经验等的流进流出。

更进一步而言，供应链最能体现企业间、产业间、地区间或者国家间内在的相互依存程度、依赖程度。如果把整个供应链上的三个国家整体来看，如果B国忽视了与A国和C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即使注重自身发展，大力发展高新产业，而A国的原材料供给不到位，或C国的市场消费跟不上，也不会间接影响B国的发展，可以说B国在这个供应链中整体效率不高。

某种意义上，“价值链”的高低决定着不同国家或地区在全球产业版图或创新地图上是高低起伏的。从国际经济发展来看，伴随着国际产业梯度转移与全球经济分工，诸多产业链从发达国家向次发达国家再向新兴市场转移，形成“大脑-躯干-四肢”的发展结构，使得经济全球化的世界“越来越平坦”。正如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一部二十一世纪简史》一书中，分析了21世纪初期全球化的过程，主要论题是“世界正被抹平”。

而伴随全球产业模块化走向产业生态化，尤其是全球产业链、全球价值链走进全球生态链，具有开放、多元、活力、共赢的创新生态成为主流，正如克莱·舍基在《未来是湿的：无组织的组织力量》一书中，强调“湿”是协同合作的态度、是社会资本的累积、是思维范式由一维而万维、是政治文化从一元到多元、是交流空间打破鸦雀无声走向众声喧哗。

如今，伴随经济全球化、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突破等，经济联系、产业分工、资源配置、合作交流、开放创新将纵向深化。正如托马斯·弗里德曼近日所言“我相信在世界变平、变快、变智能后，接下来会开始变得更加深入”。

更进一步而言，“价值链”体现了世界是高低起伏凸凹不平的，只有掌握价值链高端环节才能掌握产业主导权，以往发达国家正是通过价值链的“剪刀差”来分配财富，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需要围绕价值链不断攀升。

“产业链”体现了“世界是平的”，伴随经济全球化发展进一步优化国际产业与经济分工，以往发达国家通过国际产业梯度转移形成“两头在内、中间在外”的发展结构，如今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只有完整的产业链才能具有完整的产业体系与经济安全。

“生态链”体现了“世界是湿的”，国际经济活动形式不再是资源、商品、技术、资本、经验的优化配置或有机结合，而是创新全球化、创业全球化、国际化经营、自由贸易以及全球资源配置等。

“供应链”体现了“世界是深的”，不同国家或地区在全球化大潮下，形成更加相互依存、共生共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开放创新的深入联系。

过去世界各国或地区都在关注和研究“国际产业价值链”以及“开放创新生态圈”，但伴随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推行后，“全球供应链”成为世界各国与社会各界研究和关注的焦点。

其主要动因在于，伴随经济全球化从制造业全球化、服务业全球化到创新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新一轮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存发展格局。

一方面是在更大范围、更全方位、更高层级的全球范围配置资源、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让世界经济联系、国际经济合作越来越深、越来越密切；另一方面，是单边主义国家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等，让世界经济联系、国际经济合作越来越浅、越来越疏远。

严格意义上，“全球供应链”主要分为宏观层面的供应链，主要体现为国与国双边或多边之间的经济分工及其贸易往来、经贸投资等；中观层面的供应链，主要体现为某个产业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从生产到流通之间的关系；微观层面的供应链，主要体现为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跨国经营企业、外贸企业等之间的生产流通关系。如今，大家更为关注的是不同国家之间的宏观供应链，以及中观层面的国际产业供应链。

但不论是在探讨何种层面的全球供应链，越来越多地超越制造业全球化条件下“大宗商品进口贸易-低成本加工制造-出口贸易-技术转移-国际投资”的供应链，或“原材料-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贸易流通-消费投资”的供应链，形成适应创新全球化的新经济供应链。

尤其是伴随制造业全球化到创新全球发展过程中，一方面伴随主要国家和地区产业形态与经济模式走向数字经济，使得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与分工交易，从物理空间到虚拟空间、从物理硬件到服务产品，进而转变了国际经济活动方式。

另一方面，伴随主要国家和地区贸易结构与贸易方式走向数字贸易、服务贸易，打破了原来货物贸易的流进流出，转变了国际贸易方式，让更多的产品服务通过“无水港”、跨进电商、跨境支付、平台企业等新技术新手段新形式进行分工与交易，最终出现了具有数字驱动、平台赋能、场景服务、智能终端、敏捷供应为元素的新经济供应链。这种新经济供应链，不仅使得“世界越来越深”，还使得世界越来越快。

当前，伴随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蔓延，全球供应链加速重构，不仅对全球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还对将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产生重要的影响。

自世界经济体系逐步形成以来，自由贸易理念不仅一直被全球主流经济学家推崇和倡导，也是美国长期以来坚持的政策取向，尽管关于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的争论从未停止。整体而言，美国贸易政策总体上以自由贸易为主导，但在实践中，美国从未采取完全的自由贸易政策，不仅在特定时期、针对特定国家都曾采取保护主义为主导的贸易政策；尤其在在经济衰退或危机时期，选择最有利的保护性政策，以利于本国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市场等实际收益。

如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上世纪70年代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都无一例外地遵循了以提高关税为核心的贸易保护主义。尤其是特朗普上台后，美国进一步走向贸易保护主义，不仅对中国实施大面积的贸易战以及全方位的战略遏制，还对美国诸多传统盟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究其根本原因，是美国从全球经济失衡到全球经济再平衡、中美关系从竞合发展走向战略相持特殊的发展阶段，为了维护美国霸权地位与经济利益而做出的战略调整。

在由欧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工业经济下，新兴市场与国家的发展往往是由外部需求决定的，主要是通过出口导向性的工业经济承接产业梯度转移与开拓国际市场，进而转变成对国际市场依赖的贸易型国家、工业国家。

在以往失衡的全球经济分工下，从全球供应链来看，美国以铸币投资和科技创新为主，中国以生产制造为主，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原材料，然后供应欧美的消费市场。

与之相适应的，是美国实体经济虚拟化之后“再工业化”；中国逐步从“世界工厂”加快自主创新、迈向产业中高端；而很多资源型国家一直被“国际剪刀差”所困；欧美的高福利政策限制了生产性行为等等。

这其中，尽管美国通过科技创新掌握全球高端价值链，并通过产业梯度转移成为全球财富的分配者；但中国在承接国际产业梯度转移以及加速工业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全产业链并从价值链低端逐步向中高端攀升。而当中国的产业链威胁到美国既有的价值链后，美国试图通过贸易、投资以及经贸合作等打乱或切断供应链。

伴随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蔓延，尤其是对中国还夹杂着全面遏制的元素，那么全球化到底能否阻挡、新冷战到底会不会打、贸易保护是否有限的、中美到底是不是脱钩、新兴大国能否被遏制、到底是机遇还是挑战、突破口到底还有没有成为当前及未来做追问的逻辑。在此背景下，我们初步形成如下基本判断：

一是美对我国发动贸易战，从根源上分析是美国国际资本和本国产业资本分野下的“权宜之计”，短期内无法实现美国产业“全面制霸”的战略目标，中美产业和经贸全面“脱钩”几无可能。由于全球化带来的金融资本、产业链全球布局而来带的传统产业资本脱实就虚、本国制造业“空心化”等诸多问题由来已久，通过贸易战、科技展乃至金融战均无法在短期内实现美国产业“再度崛起”的目标。

一方面，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美国国际资本在全球寻找价值洼地，并通过构建多级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实现资本效率的最大化，其对美国的向心力无法和本国产业资本相比，即使在美政府“号召”下，出于自身发展的目的，其短期内回流美国的可能性很低。

另一方面，以制造业为代表的美国本国产业资本始终无法解决自身效率低下、缺乏比较成本优势、市场份额不断被蚕食等一些列问题，虽然理论上美国贸易保护、减税政策下，本国产业资本应当是最受益的群体，从而支撑美国实现其自身“再次伟大”的战略目标，但由于上述问题尚无明确解决手段而短期内难见成效。

换言之，美本国产业资本缺少承接自身产业链重塑的发展环境。因此，在美国当前发展阶段，国际资本和本国产业资本存在难以调和、越来越大的利益分歧。

作为具有全球最全工业体系和全球最大消费市场，美国跨国资本无法脱离中国独立发展，本国产业资本无力正面对抗中国产业链竞争，因此，中美国家层面在产业和经贸两方面全面“脱钩”几无可能。

二是伴随全球化格局已经形成，部分国家会因为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政策而减少对中国投资和交易，但自身也会受到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冲击。当前全球产业分工的体系架构已经形成，单一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生态链中的角色功能变动无法改变此架构机制，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已无法改变。具体到企业的微观层面，各产业头部企业的供应链体系由三层、四层甚至更多层的供应商体系构成，而此供应商体系为分布于全球的多个企业通过“协作生产”的方式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在国家层面，美国对中国贸易政策将影响部分国家对华态度，更有甚者将协助美“长臂管辖”。但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战的同时，也在“美国优先”的导向下对其他国家施加经济压力，使用手段不仅是提高关税，也包括军费、强制扩大对美进口、加大经济制裁等多种方式，这其中不乏欧盟、日本、韩国、印度等美国的传统“盟友”，这些国家也在受到美国贸易保护政策的巨大冲击。因此，处于自身安全和发展两方面的考量，大部分国家在进一步要求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的同时，并不会放弃与中国的合作关系，甚至在“美国优先”的政策影响下，进一步加强同中国的经贸、产业合作，近期日本、德国加强与中国的对话与合作意愿就是最好例证。

三是中美贸易战将造成全球贸易强度降低，供应链“缩水”趋势明显，发达国家仍是全球主要消费市场，处于工业化前中期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获得了“换挡机遇”。中美贸易战将影响全球供应链结构体系，从以往效率导向的多层、多级、多国、多主体的全球供应链，转向以市场安全为导向“近岸采购”以应对多环节供应链的不确定性。

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众多传统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要求对客户需求快速响应提供贴身服务，而AI、云计算、3D打印等新兴技术又为“近岸采购”提供了技术保障，这种趋势从底层变革了传统的全球供应链采购体系，并将威胁全球相对脆弱的经济增长。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发现，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其研究的17个大型行业全球价值链(GVC)中，有16个一直处于收缩状态。在2007至2017年间，虽然全球贸易绝对值在持续增长，但在同一批价值链中，出口占总产出的比重从28.1%下降到22.5%，这意味着贸易强度下降，全球供应链也在“缩水”。

目前，全球产业链的大体格局是以北美和欧洲为主要市场，以中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为主要制造基地，以中东、南美、非洲、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等为主要资源供给地。

受中美贸易战、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等因素影响，部分产业、尤其是生产制造环节已经出现了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以埃塞尔比亚、越南、印度为代表工业化前中期的发展中国家和墨西哥、土耳其为代表的临近欧美市场的饿国家积极承接相关产业环节，并以此为契机加快了产业发展的换挡提速。需要注意的是，在此过程中，尤其是在贸易战的影响下，必然出现原本由中国承接的制造环节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替代的风险。

四是以制造业全球化为典型的传统经济，将出现部分供应链转移和交易协作成本上升。传统经济供应链以资源型产业和效率性制造业为典型代表。资源型产业及其供应链直接冲击较小，连带相关产业提高采购成本。以农产品、矿产、金属原材料为代表的资源型产业会出现原产国出口价格降低、进口国采购价格升高，进而造成产量降低。由于该类型产业供应链相对较短，但其产品是各门类工业的基础原材料，因此采购成本升高、产量降低等波动因素会传导至下游相关产业，造成全球供应链交易成本上升。

效率型产业及其供应链局部变化的态势正逐步显现，短期内有可能激化贸易保护主义，以汽车、装备、服装、电子产品等为代表。由于中国在多个产业领域具有较大的产业规模和较强的全球竞争力，贸易战背景下，原本由中国主导的产业链协作体系将出现局部性的、一定范围的产业链转移。

一方面，原来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将转而向欧日甚至东南亚、非洲出口，进而造成更大的逆差和失业，另一方面原来出口欧日的产品将会转而向美国市场出口。中国拥有全球性的产业供应链体量，贸易战必然会出现局部产业链从中国转移，但短时间、高强度的产品冲击原有市场体系，将促使更多的国家提高关税壁垒保护本国产业和市场体系。此类型产业受贸易战影响将主要影响全球供应链协作效率，而短期内的交易升本上升将伴随新供应链搭建而逐渐趋于平稳。

五是以创新全球化为特征的新经济供应链将面临严峻挑战，但伴随国际经济活动方式的系统性转换，为加快走出制造业供应链摩擦创造了条件及可能的突破口。创新全球化下的新经济发展范式已成为全球发展的新方向，生命生物产业、信息产业、文化创意、新消费等传统定义下的产业正以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智能经济的方式重构产业形态和商业模式，人才、关键技术、金融、平台等关键要素推动传统的产业“供应链”方式向“产业创新生态”转变。

贸易战升级为科技战，美国在技术源头压制以中国为主的众多国家，包括限制学术交流、减少外籍学生留学、审查外籍科技人员等手段，配合围剿外国科技巨头、限制本国企业和产品对外合作、控制核心部件和技术以及“长臂管辖”等产业打击方式，将极大挑战科技创新产业的创新生态体系，美国将利用自身技术创新优势，以控制、限制、封锁等方式渐进式控制下游产品开发和应用。

以人工智能领域为例，美国将继续强化在底层算法、核心芯片、操作系统等领域的主导性优势，限制以中国企业为代表的科研、开发、应用等各环节以保持自身科技领先优势。不仅是美国将继续强化对创新源头和终端产品服务的主导权，对中间环节（医药中间体、装备零部件、IT中间技术）会加大与国际交互合作但会强化控制力。

世界各国、尤其是主要经济体将被倒逼加大创新投入，在非绝对优势领域加强与他国的交流合作，以创业促进创新，建立自身优势科技产业领域的创新链、供应链安全以保证自身在新一轮全球科技产业革命中的领跑、并跑位置。

尤其是，如今全球经济活动形式不在是大宗商品、出口加工、三来一补、货物贸易、最惠国待遇、政府补贴、跨国公司，而是数字经济、数字贸易、自由贸易、三零规则、跨境创业、跨国经营、人民币国际化；新兴市场的发展逻辑不在是技术换市场、承接国际产业梯度转移、外贸外资外经，而是自主创新、高端链接与高端辐射；只有“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才能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创造财富、分配财富。

六是“中美国”相互依存的关系在短期内难以撼动，不仅局限在经贸与科技层面，尤其在货币金融层面呈现出内在的依存关系，不仅充分体现了“世界是深的”，还在一定程度决定了贸易摩擦的持久性。在目前的国际经济发展结构之中，美国货币超发及印钞购买中国的商品并形成贸易逆差，中国生产的商品支撑着美元的购买力；中国用商品换来美元，形成贸易顺差，再用美元购买石油、矿产等资源，把美元流向世界各地，从而为资源输出国提供了美元流动性，打造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并由此形成了当下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中美国的“商品—货币”循环周转的运动格局。某种意义上，如果没有中国的商品，那么美元的现实购买力将会大打折扣，这就意味着打击中国就是打击美元、就是打击美元资产，美元体系和美国经济就会崩溃，在中长期就会出现美元贬值、消费品暴涨、股票暴跌等情况。

总而言之，全球化大势在短期内可以有阻碍但在中长期无法阻挡，柏林墙、防火墙的围堵毫无意义，更需要的是互利共赢的疏导全球化发展趋势不可阻挡。

美国的贸易保护还局限在传统工业经济、货物贸易上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用了最直接、最低级的关税等手段，对传统工业经济与货物贸易是较大的，但对新经济与数字贸易的影响是有限的。

对于中美到底是不是脱钩，这个钩并非源于中国不想脱，而在于美国想脱钩也脱不掉，大国贸易摩擦、多边自由贸易以及双边贸易争端等将成为常态，阻挡了一时但没法阻挡全部、更没法阻挡长远；中国等广大新兴市场与国家以及其他发达经济体只有转变自身经济发展模式与对外经贸发展模式，创新产业发展形态、经济运行体制与自由贸易体制，化危为机，才能从根本上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

在仅涉及中美之间供应链的情形下，贸易战对我国的影响有限,体现在以美国为目标市场的成本敏感型跨国公司占比不高、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明显、产业跨国转移周期较长等方面。

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美国从中国进口货物商品总额较之去年同期下降了约12.4%至约2190亿美元，而从墨西哥、日本、德国、韩国、英国、越南、印度等国的进口货物商品额度则出现了不同程度上升。

据美国贝克·麦坚时国际律师事务所今年4月的调查结果，亚洲地区有近一半的跨国公司在考虑对其供应链进行“重大变革”，超过10%的公司打算“推倒重来”。受此影响，中国2019年的GDP增长率预计将出现0.3到0.4个百分点的下滑。

然而，贸易战对传统供应链的影响程度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结构化评估。

首先，相对美国市场，中国制造业更依赖国内市场和其它国际市场。2018年我国制造业产值达26.5万亿人民币，占全球四分之一；而据商务部数据，2018年我国出口商品总值2.4874万亿美元，其中工业制成品2.352万亿美元，而对美国的商品出口值为0.4784万亿美元。尽管美国是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但其份额在总盘子中并不显著。

其次，受加税影响的产业链环节主要是成本敏感的下游劳动密集环节，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中上游环节产业转移压力不明显。调查显示，考虑从中国转移生产加工环节的跨国企业主要是出于成本原因；而中国在中上游产业链的竞争优势已初步建立，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数据，中国中高端技术产品的全球市场份额已达32%，占据世界主导，同时也体现在中国资本品和零部件商品的全球市场占比持续上升（据世界银行数据已达20%以上）。因此可以预计首先转移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中上游环节如非直接面向美国出口则能够继续留在中国。

第三，就受影响转移的产业而言，中国制造业多年来形成的成熟产业体系、规模效应、商业规范、基础设施配套等优势以及完善的产业生态难以被快速复制。数据显示，中国的制造业劳动力平均增加值远高于印尼、越南、菲律宾与柬埔寨；而据世界银行排名，中国国际物流领域在海关、基建、航运、服务、追踪、时效等全部指标下均领先泰国与越南。中国制造业的生态优势将对上升的成本形成一定的对冲。

最后，产业转移的过程会滞后于贸易数据的变化，体现在产业转移流程复杂、周期长等特点，以及部分跨国企业会选择在短期内观望并尝试中国与全球“双供应链”发展策略。综上，非成本敏感型跨国企业、尤其是市场导向型和效率导向型跨国企业将继续维持在华业务，包括布局本土研发、本地制造、市场营销等全价值链环节以及对中高端中间品进行采购。

中国企业对美投资整体呈下降态势，直接投资额显著下滑。长期以来美国作为高科技资源输出国和市场大国，中国对美投资经历了十多年的长足发展，成为中美经贸关系中继贸易和金融外的第三根支柱。但是伴随着中国对美的投资并购逐年增长且呈现出迅猛状态，美国针对中国并购交易的不安情绪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就开始升温，并在特朗普上台后的贸易战时期愈演愈烈。

因此，自2017年以来，受到中美经贸摩擦以及双方政策调整的直接冲击，中国对美投资呈现出显著下滑之势。根据普华永道报告统计，2017年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较2016年减少约37%，即从2016年的460亿美元下滑至2017年的290亿美元。2018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在美的收购和绿地投资仅为18亿美元，同比下降92%，为7年来最低；同时，2018年1-5月，中国投资者抛售的美国资产高达96亿美元。

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企业以技术并购为导向的投资项目在美受到严重打压。这类企业投资旨在于提高自身研发实力和获取相关专利。

在美国，开展技术类企业并购相对于其他类型企业的投资更艰难，会受到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CFIUS”）的国家安全审查。通常如果项目涉及国防、航空航天、通讯、半导体等敏感行业，CFIUS会进行严格审查并通过率极低。自2017年特朗普上任至2018年7月底，CFIUS频频以国家安全为由阻碍中国并购美国企业，共有十多项投资交易因此流产，主要集中在半导体、信息通讯、金融服务、大数据、新材料等新兴高科技领域。2018年美国通过《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RMA），这次的立法改革扩大了CFIUS审查范围，延长了CFIUS审查期限。

单从法案文本来看，预计未来中国对美投资会面临更严格、更频繁、更具针对性的审查限制，尤其是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机器人、大数据分析、半导体、金融科技等敏感技术领域。二是中国企业以市场拓展为导向的在美投资生存发展空间急剧缩水。这类企业投资旨在于通过进入体量巨大的美国市场，进而促进全球化产业布局。

通常当中国OEM厂商向美国公司提供产品当达到一定规模和体量后，厂商就希望整合美国渠道和市场资源，并以收购美国客户的方式整合供应链。但是美国25%关税的加征使得大部分的中国OEM厂商不仅没有办法通过供应链整合从美国大客户手中获取更大利润，反而显著增加了自身成本，这对很多已在美国成立的中美合资项目，或对美出口企业带来巨大打击。

美国对华加征关税为多国提供“代替机遇”，近年来中国对东盟国家、“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呈明显上升趋势。从原因分析来看，一方面是国内人工、资源、能源和环境成本逐年上涨，使得中国具有传统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竞争力被削弱。另一方面是贸易战美国加征关税的影响，加剧了一部分加工、组装业的产能从中国转移至以东南亚为首的其他国家。因此，很多企业出于规避贸易摩擦风险和发展亚洲新兴市场的原因，在把握中国政府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和东盟国家合作契机的基础上，加强对东盟和“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

2015、2016年中国对东盟制造业的投资同比增速分别为73.4%和34.3%，保持迅猛上升趋势。截至2018年底，中国与东盟双向累计投资额达到2057.1亿美元，双向投资存量在近15年间增长了22倍。据商务部统计数据，2018年1-4月，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3个国家合计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6.7亿美元，同比增长17.3%，占同期总额的13.1%，主要投向了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老挝、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泰国和缅甸等国家。

这其中，越南作为受益国较为典型。越南具有多项优势因素，是中国资本涌入的首选之地。越南人口约9500万，其中75%在35岁以下，地理位置靠近中国，人工费低廉，因此人口红利凸显。1-5月中国对越南的新增投资批准额达到15.6亿美元，是上年同期的5.6倍。中国在泰国的投资增加明显，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BOI）1~3月批准的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是上年同期的2倍，达到292亿泰铢（约合人民币64.4亿元）。

据上海美国商会近期对美国在华跨国公司的调查显示，东盟国家已成为美国企业转移生产基地的首要目的地（18.5%），东亚、欧洲、印度等也是热门选项，更有6%的企业计划把制造环节搬回美国。

中国有望将强化“高端制造”与“消费市场”属性，以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为主要合作对象，逐步形成新型国际供应链体系，加快自主品牌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全球竞争。

从中美贸易战中美方的举动来看，从第一阶段的提升商品贸易关税、第二阶段的打压我国行业领军企业、进而到第三阶段“号召”美资企业撤出中国、威胁金融制裁等，均显示出美对自身产业供应链的控制力和对我国大部分产业链的影响力在下降（但在许多关键领域仍有绝对主导权），以祭出美最不擅长的“政府影响”这一手段仍然作用有限，而背后原因是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上的不断攀升。

2018年中国高科技产品进出口总额约为对外贸易总额的30.7%，出口商品里工业品占比超过90%。另据海关总署披露，今年前8个月，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额为5.02万亿元，下降3.3%，占24.9%，下滑1.8个百分点，而一般贸易进出口达12.03万亿元，增长5.4%，占我国外贸总值的59.8%，反映了我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经济转型等方面的成绩。与此同时，我国的出口目的地越来越倾向于新兴市场国家，目前我国对经合组织和对非经合组织国家的出口额几乎已平分秋色。

据麦肯锡预计，到2025年新兴市场将消耗全球近2/3的制成品（中间制成品、资本品），意味着随着新兴市场规模的扩大和生产网络的演变，中国未来的外部需求的主要来源将从发达经济体为转变为新兴经济体。因此，在中美“贸易脱钩”的情形下，中国将以自主产品和自有品牌进军国际市场，构建以我为主的国际供应链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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