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后首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中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根本发展要求，成为新时代重要的发展目标和发展导向。但从目前的动态、报道以及舆情来看，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还存在理论上、实践上误区或盲区，需要有新的认识和新的路径。

一、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新时代发展模式系统转换

在改革开放第一个四十年，我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史上最大跨度、最大体量、最大影响的高速增长，不仅通过市场化改革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还通过全球化开放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在这个发展历程中，我国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形成人口红利和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红利等“要素驱动”以及宽松货币和财政政策所形成的“投资驱动”，在贸易部门的带动下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生产制造部门，完成了外向型工业经济体系的建立以及原始积累，形成了“五低四高”（低成本、低技术、低价格、低利润、低端市场；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传统工业化模式。尽管我们在短时间内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付出了巨大代价，不仅是经济发展大而不强、快而不优以及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全球价值链受制于人，还存在特大城市房价高企、土地资源严重浪费、“三留人口”及农村空心化问题，亦存在产能过剩、房市泡沫、政府债务风险、低效投资、过高环境成本和大量货币投放等诸多负面效应，迫切要从依赖廉价要素投入和货币财政刺激转为依赖创新和技术进步取胜。而这种发展模式系统转换的目标模式，就是从以往的传统工业化的“五低四高”向新经济道路的“五低四高”（低成本、低物耗、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高端、高效、高附加值、高价值链环节）方向转变，并在全球经济分工与产业格局中抢占制高点、把握主导权、掌握主动权。从这个意义上，“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意义上的外延增长、外生增长向创新驱动意义上的内生发展、内涵发展层级跃升，就是从外向型工业经济发展模式向开放型创新经济发展体制方向转变。

二、新旧动能转换是发展模式系统转换的根本动力

现在大家都在讲“新旧动能转化”，一个问题是究竟为什么讲新旧动能转换。这就像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样，只要在原来的发展基因、产业边界、技术锁定及路径依赖条件下，在既定的技术生命周期上是很难转、很难升的。只有通过开放性的链接、嫁接、对接，便有可能在下一代或全新的生命周期上实现基因突变、弯道超车、奇点爆发，以增量培育盘活带动存量提升。一个问题是究竟如何新旧动能转换。核心是“加、减、乘、除”。这个“加法”，主要是新企业梯队与新的产业结构，当然我是把新思想、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等等都能包含进来了。这个新企业梯队培育，就是将“小微-规上/骨干-龙头企业”转化为“新业态创业-高成长企业（瞪羚）/高新技术企业-（潜在）独角兽企业-高技术大公司”，核心是推进创业高端化、企业高新化、瞪羚公众化、大企业平台化。这个新产业结构，就是从抓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新兴产业到抓未来产业、抓三维产业，核心是通过增量培育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主导权与主动权。这个“减法”，基本上可以理解为供给侧结构改革中的“三去一降一补”政策，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这个“乘法”，主要是强调政、产、学、研、金、介、用等各类创新主体在开放式创新过程中，形成的创新生态以及由以产生的赋能效应，核心是从创新有所可依的创新体系及条件平台建设、到让各类创新资源高效对接及开放循环的创新网络、再到创新无所不在的创新空气。这个“除法”，就是产业价值运动规律以及产业生态上讲的产业跨界融合，核心是从各次产业内的技术融合、产品融合、业务融合等，到各次产业前后、上下、左右的跨界融合，打破产业界限、企业边界以及商业疆域。

三、生产方式转变是发展模式系统转换的根本主线

如果说新旧动能转换解决的是创新主体的问题，那么生产方式转变则是发展方式转换的根本的发展主线。过去我们整天嚷嚷发展方式转变，之所以效果还不好，主要是没有从微观的生产方式来看待发展方式的转变。所谓“发展”，其本质就是通过生产方式优化提高了利润空间、生产效率所产生的创新增值。当前，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同中国的产业优化升级历史性交汇，对于新时代的生产方式，要从两个层面去认识。过去的产业技术革命都是生产方式从供给端向需求端正向决定生活方式，这一轮的产业技术革命则是生活方式从消费端反向决定生产方式，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其他前沿技术与先进制造的结合；工业经济时代的生产方式以生产、供给为本位的“以产定销”，而新经济时代的生产方式是“以销定产”、强调消费端、市场端、需求端、应用端的反向资源配置。基于以上的判断，未来主流的生产方式几乎可以用“需求反导+数据驱动+平台赋能+智能终端+服务场景+敏捷供应”。“需求反导”的内涵刚才已经阐述了，所以为什么要与信息经济、互联网结合，就是要打破企业封闭的IT系统，将外部的生态环境、伙伴的共同成长与内部的资源配置充分结合；“数据驱动”在生产方式重构中作为“神经”的地位基本都形成共识了，核心是数据资产的沉淀累积、数据技术的运用以及数据能量的发酵发力；“平台赋能”强调的是平台企业、平台经济在整个生产方式转变过程中成为创新生态的枢纽，代表的是去大企业中心化（大规模制造）与再平台经济中心化（链接上下游、买卖方、供需端）的过程；“智能终端”强调的是智能化嵌入到各类工具性、应用性的终端，并讲这种智能终端与后台紧密结合；“服务场景”不仅体现的是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制造化以及产品即服务、制造即服务，还体现了从产品到服务及其在不同应用场景的结合；“敏捷供应”则是生产供应快、销售渠道端、交易成本低，现在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层出不穷，唯一不变的就是越变越快。

四、组织方式转变是发展模式系统转换的根本结构

这里为什么要强调组织方式，我想这不仅仅是涉及到政府、市场与企业在治理结构、治理能力上的关系与水平，还涉及到从有组织到自组织的层级跨越。在过去发展过程中，我们都讲选手、推手和拉手，这其中企业是经济发展的选手，市场是经济发展的拉手，政府是经济发展的推手。但在新经济新时代的今天，我们讲什么？最近我一直在鼓吹，应该是搭建平台、开放赛道、产生赛手。这其中，政府这个以往的推手更多的要去搭建平台、去做局，市场的这个拉手要更加放开、充满无数可能的成功渠道，而企业这个以往的被动性选手要成为主动性的赛手。应该说，高质量的发展一定是自组织、自成长的爆发式成长。所以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一是要强化新经济生态的“永动机”，就是要强调经济发展、产业发展、增量经济是内生自生的、自组织自成长的、闭环的循环的、自动发展自动修复的；二是提升海量流量转化为奇点爆发的能力，核心将真正具有创新资源及产业要素的创新源头、创业源头、产业源头转化为平台化的创新生态建设者，进而将海量的流量，也就是创业、企业转化为爆发式成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上而下的服务与自下而上的企业相结合；三是建设创新型服务政府，从事第二方公共服务的服务型政府已经过时了，更加需要从第二方精准公共服务提供商、到第三方创新服务集成商、再到第四方新兴产业组织者。

五、全面质量管理是发展模式系统转换的根本保障

各种发展或增长，最终要取决于“指挥棒”的问题。重视GDP考核，其结果自然是经济高速增长；但如果强调全面发展，就要强调一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面质量管理。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加快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并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全面促进物质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五位一体”有机发展。在我看来，这五大发展理念与五个文明建设几乎是一一对应或者环环相扣。在新时代条件下，在经济建设领域要强调创新，在社会发展方面要强调共享，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要强调绿色，在城乡发展方面要强调协调，在公共治理等方面要强调开放。前几年我和我的同事参与了全国首个探索构建城市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试点，承担了“城市发展质量”指标体系及第三方评估工作，在新时代又有了更加独特的意义。该指标体系在指标择取上，强调时代要求与社会需求相结合、问题导向与发展导向相结合、绩效评价与政策评价相结合、普适指标与特色指标相结合、小数据与大数据相结合；在评价方面上，强调经济、社会、城乡、生态和政府服务“五位一体”的综合考量，为中国质量奖开辟“城市质量奖”做了一定基础工作。我认为这个经验值得推广，尤其应该成为“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挥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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